父亲潜心学习，以优异成绩于1922年读完了大学。步入社会时，父亲关注的首先是找一个合乎自己专业的工作，挣一份工资来赡养寡母，还清老家长年的负债。在北洋政府时期，父亲的工作单位极不固定，经常在不同的大小城市中转移。如果不是因缘际会，不是因为总有他的一些师长和朋友时不时想起他、关照他、给他提供种种机会，他的脱颖而出也许会遭遇更多的挫折。而父亲也总以出色的工作成果回报所有帮助他的恩师恩友。他年纪轻轻、出校门又不久，既无显赫背景、又乏经济资助，却每到一地、每获得一个职位，几乎都很快得到单位的信任和重用。很明显，这与他杰出的才干与异常的努力分不开。
1930年，经过铁道部(当时掌管全国所有交通事业)的考核拔擢，父亲得到了赴美国高等学府及公路机构进修实习的机会，这应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大机遇。虽然灵魂深处始终是个儒者，可父亲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自然乐于吸取西方文明的长处。父亲深知：“西方学说面向生活，讲求进取创新之道”(《陶著》)。
他并不留恋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忘曾经亲笔写下的“致力工程，为民服务”的誓言，选择了在学有所成后立即回国。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还曾两度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道路会议。与西方世界的亲密接触、对现代科学文明先进性的切身体验，使父亲对道路建设于国于民的重大意义及其科学方法产生了全新的认识。1932年，他进入了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稳定了，专业取向明确了，动荡不定的生活结束了，父母终于在南京安顿了一个小小的新家。
还记得我前面提到过的侯绍裘吗?在政治上，他一直是父亲的领路人。大革命时期，侯绍裘就加入了共产党，最后的党内职务可能是江苏省委委员。1927年，***北伐打到南京后，就立马背弃国共合作，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惨遭杀戮。侯绍裘是在1927年4月10日被特务秘密逮捕的。在威逼利诱都无法奏效后，特务将他用乱刀捅死，装进麻袋，投入秦淮河。侯绍裘的牺牲肯定使父亲非常痛苦，但他除了继续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外，实在也没有别的门路可以养家糊口。他给自己划定了界限：第一，他决不参加(这是我亲耳听他说的，就因为杀害了他的好友侯绍裘)，虽然这对他的仕途肯定会有影响。而迟至1943年，在他的交通部公路总局副总局长任内，他这个“党外人士”才被迫集体加入。就在这时，他做了声明：他加入只限于实现***先生的实业救国计划，其它概不过问;第二，他担任公职时一定要克己奉公、严格自律，决不与特务、党棍、腐败分子等等同流合污。当的特务机关要向公路总局派进他们的培训人员时，父亲拒绝了。他想出一个好招儿——倒过来将最信任的秘书派去培训，说得很清楚：
“你去‘培训’一下再回来，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塞特务进来了。”
在旧上海任工务局局长时，有一天，父亲就在家里嘀咕过，同在市政府工作的社会局长很想和他套近乎，总找机会和他搭讪，约他交谈， 他都婉言拒绝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社会局是搞特务活动的，必须远远躲开它。
开边须筑路 救国仗书生
上面这两句诗是谁写的?我的父亲!有根据吗?有。张佐周先生写的父亲传略中就引用了这两句诗，而此文在完稿后曾由父亲亲自审阅，当然不会有误。可惜，每当我不定从哪篇文章读到这两句诗时，都没有意识到需要立即去向父亲索要诗的全文。有很多年，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我根本想不到要去保护祖势好转，我也步入老年，想起要看看父亲的诗作时，才发现《赵祖康诗词选集》里根本找不到含有这两句诗的作品，而父亲此时已作古多年，缺憾再也无法弥补。
父亲业余颇爱吟诗作词。他的作品也随他的年龄经历而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从大学后期的1920年起，有两三年，父亲写了不少白话诗，甚至还有小说，发表在他和数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联合编辑出版的刊物上，最著名的即为《弥洒》。据说，父亲的新诗《碧海》当时还曾获得文坛某位名人的赞赏肯定，成了父亲青年时期的文学代表作。然而，父亲生前从未对儿女提起过他这段“文学青年”的历史，也从未展示过他的具有一些闪光点的“文学创作”。我至今也没能看到这些原始出版物，偶尔读到的片断引文也简直无法让我和后来的父亲联系起来。什么“泛爱”呀、“弥洒(希腊的文艺女神，英语为Muse)”呀、“应思披馨(inspiration，现通译为‘灵感’)”呀，尽是些舶来的东西，即使在当时，估计读者群也不大。但这些作品显然对认识父亲很有好处。那时的他，青春、浪漫、有激情、有憧憬、对社会有看法、有批判，然而他什么办法、什么出路也找不到。就这也只持续了不长一段时间。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父亲诗兴索然。
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 父亲有苦闷。
“四.一二”政变后，他虽留在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但对当时政局肯定不满。时代的困惑使他身心交疲、彷徨踟蹰。此时的父亲进入了命运角色的转型期。他逐渐远离政治，抛弃了对文学创作的偏好，转而埋头科技，督促自己树立踏实苦干的作风。为生活和事业而忙碌也大大耗损了他原本较为浓重的浪漫气质。1930年到美国不久，父亲将清人龚自珍诗作中的4个句子合成一首集句诗。第一句“华年心力九分殚”正是当年他本人意兴阑珊的写照。最后两句“世事沧桑心事定，忽收古泪出长安”又说明父亲终于冷静了下来，摆脱杂念，走出国门，去寻访一个新的世界，那里是催生大工巨匠的地方。
1931年秋，父亲回国，此时的他，已经为献身国家的公路事业做好了思想和业务上的充分准备。次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国民政府的公路建设战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开发大西北，打通国际交通运输要道(连接前苏联)成了当务之急。已在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的父亲显然为能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找到用武之地而拍案奋起——大丈夫此时不报国，更待何时?刚过而立之年的父亲，正当人生创业的最佳时期，一旦确定了献身目标，他自然全力以赴，虽死无悔。在国内政治斗争面前观望消沉的赵祖康不见了，一个面貌全新的赵祖康出现了，智慧通达、意气风发。他科学认真、质朴踏实的作风很快赢得了建设队伍的信任和尊重，成了上级领导得力的助手骨干、技术人员心悦诚服的带头人。理想和斗志激发下的生活和工作使父亲精神异常兴奋，他又开始写诗了。而他此时的诗，已经没有了青年时期幼稚的浪漫和模糊的追求，他发出了一生诗作中的最强音：“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
相信读者都会同意我的推断——这两句诗就产生在这个时期，同期的其它诗篇也反映了同样的心声。富有意义的是，在古往今来的诗篇中，多数“书生”的命运似乎就是“书剑飘零、穷愁潦倒”，给人的印象就是“既文且弱、难成大事”，而父亲一反俗见，将“书生”抬高到救国栋梁的地位上，他的勇气和自信令人折服。顺带说点题外话，父亲在诗句中如此高看的“书生”，也即“知识分子”，在30多年后那场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运动中，却被贬入国民中最底层的9种人之列，成为所谓“臭老九”，这大概是父亲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