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作者李任杰，是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退休老干部，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公路建设专门人才。李任杰老先生先后参与了川藏公路、涪陵乌江大桥、四川成南高速公路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为工程顺利开展多方奔走、建言献策。李任杰老先生从业60年，在工作中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在四川交通行业中以敢说实话、敢讲真话著称。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李任杰老先生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撷取几个片段组成本文，并在《中国公路文化》2011年第10期上发表。限于杂志篇幅的限制，刊登的文章有删节。在此，我们原文刊登李老先生的文章，希望更多的公路人能读到他对党、对公路事业的一片诚挚之心，继承老一辈公路人艰苦朴素、严谨治学、甘于奉献的高尚精神。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90周年诞辰，走过光辉曲折的道路。作为一个有56年党龄的知识分子，我对照入党宣誓，反思与党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充满感慨。本文所记叙的经历片段，不足以言壮烈，更没有什么辉煌。只想坦露与党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路历程，向党90周年生日献礼。
从艰苦中走来的心结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童年目睹了旧社会的腐朽和人民遭受百般苦难的惨景。小学毕业失学，割马草卖，在茶园提篮叫卖瓜子、胡豆，捡野菜等，帮助养家糊口。1949年底家乡广安解放，我得新生。1950年始，人民政府资助我甲等助学金（4元/月）重新考入县立中学读书。1951年，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共青团），初奠人生观。
1952年西南交通专科学校在广安选招生员，那时我还差一学期初中毕业。我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不久去世，丢下疾病缠身的慈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单靠在村校教书的哥哥，月薪120斤粗粮维持五口之家生活，十分艰难。我本想毕业后做工支助，但为确保生员质量，团县委、教育局、校方动员我提前毕业保送西南交专。我想这也是个提前完成学业就业孝敬母亲、扶养幼弟成才的机遇，所以背弃文科优势，泪别慈母，远离家乡到重庆攻读。没想到慈母含悲去世，我没有机会给老母送终。作为人子，和平时期不能忠孝两全，遗恨终身！悲痛之余，想到全中国当时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母亲和幼童在期待解救，只能变家爱为大爱，更加努力地完成学业，投身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和人民养育之恩，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在血雨腥风环境中抢修第一条公路
1955年，我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原西康省彝族山区修建大凉山第一条公路--西昌至昭觉（当时凉山首府）公路。当时正是彝族奴隶主全面发动叛乱和我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之际。大凉山笼罩在恐怖的硝烟之中。工地上不断传来测量、施工员被叛匪杀害的消息。我们正是在这血雨腥风环境中一边组织武装自卫，一边施工。 通过“火线考验”，1956年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党支部派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指导员郭文彬率队，我和同学唐永寿（共青团员）为骨干，挑选团员为主力的360名青年工人，配备武装班，奔赴叛匪活动最猖獗的美姑县牛牛坝突击施工。一天，我和唐永寿分头到工地，他遭遇叛匪伏击，英勇搏斗，血洒荒山，时年19岁。因与他相背而行，我才幸免于难。唐永寿出身贫民家庭，且为独生子，被省公路局追认为烈士。
叛匪传出口信当晚要血洗工区，指导员和我组织全体工友自卫，形成铜墙铁壁，抱定牺牲决心，一直熬到次日清晨，后山传来密集枪声，指导员判断是边防军赶到，在追击敌人。由于神经高度紧绷，稍纵，我连人带枪栽倒在地，人事不省。全体工友心中燃烧起报仇雪恨的怒火，化成了无穷力量，在边防军掩护下，突击完成施工任务，为剿灭叛匪创造了有力条件。
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支前
1962年，我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展开了一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我奉令参加成都军区四川支前桥工队随军支前。这是一次严肃的党性考验。得到通知后我二话没说，也未告诉家人，便赶去报到。我随军踏上雪域高原开始万里征途，翻越二郎山、雀儿山等十多座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峡谷，跨过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我们遵照西藏军区命令，坐牛皮船跨过惊涛骇浪、、暗礁密布的雅鲁藏布江，先后在林芝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十一师）直接指挥下，奔赴反击战中段和东段，史称中印边界习惯线--麦克马洪线（其实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大雪山）。在我方前沿阵地，我们支前桥工队以战斗姿态，抢修多座保障后勤供给、部队机动的桥梁。在此过程中，一次我受命搭军车到拉萨西藏军区后勤部面见首长，要“枪”要“炮”(修桥必要的机器设备)要“子弹”（钢筋和水泥）。出发时工地上还是骄阳似火，当翻上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时，放眼望去虽是一马平川，却寒风呼啸，万里雪飘。不到4个小时，积雪埋没了汽车轮胎，动弹不得。我们被困车厢内三天三夜，挑战着生命极限。虽然穿戴皮衣、皮帽、皮手套，我仍然挡不住寒冷，感觉手脚不是自己的了，并且脉搏跳动加快，呼吸困难。我们吃的压缩饼干咽不下喉；解小便时只能把车棚拉开一条缝，还没解完就变成冰棍；下车解大便，只能随手带上洋铲掏一个雪坑挡风，但寒气逼进六腑大便解不出来……
支前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我又奉西藏军区调遣，参加由军区组建的修路指挥部（序列），修建具有军事国防和政治意义的中国拉萨沿喜马拉雅山至尼泊尔首都的中尼公路，再次接受考验。历时三年，高原反应和身体积劳成疾，我实难支撑，上级批准回国返川治疗。其实，病还没有来得及治疗，组织又选派我参加省委“社教”工作团。
丧子之痛
我和爱人恋爱5年，各在一方。经组织批准，1960年春节在修建双流机场工地结婚。婚前三天，我为了一座大桥水下基础工程的难关而日夜奋战，把这件终身大事忘了，由此上演了一场她单位指导员打电话给我们指导员要“新郎官”的喜剧。是年冬，她经组织保送到重庆攻读大学，并在重庆江北岳母家生下我们的大儿子。同时，我工程处奉命调往达县三汇镇，修建渠江舵石鼓电航两用的闸坝工程，工作太忙，我无暇去看望刚刚生产的爱人和小孩。她给我寄来了小宝宝的满月照片，孩子十分壮实，机灵可爱，珍藏至今。
我们本来约好利用暑假时间，爱人带宝宝来工地认识父亲。然而，得到爱人的信，宝宝患病不能来，要我回家看望并设法医治。当时，工地鏖战在即--这个工程被列为省里第一号重点工程，限期三年完成。我们也立下了军令状，决定三年不放探亲假。我工程队1000多工人，承担大坝主体工程，我又是代理工程技术队长，必须身先士卒。等到国庆节时，组织特殊批准我三天假期，回家探望儿子。我怀着无限深情和美梦赶回家，可抱在怀中的却是个干瘪萎缩、声音嘶哑的婴儿，美梦消失，心如刀割。我立即抱着儿子赶到儿童医院请求抢救，但医生严厉批评我：“你这个父亲是怎么当的？”抢救无效，儿子夭折，他到人世才几个月！我们夫妻欲哭无泪。儿子的夭折是因为没有奶吃。当时国家正遭遇灾荒，不供应一两牛奶，儿子全靠岳母冲米浆来充饥，连米汤也很少，宝宝严重营养不良，拖得太久……作为人父，我未尽到责任，百罪莫赎！但是，我没有埋怨组织，带痛回归工地继续组织大战，按期完成过水通航。
1965年我调往四川省交通厅工作。头天晚上爱人在医院生下第二胎，是个女儿。次日上班，厅党组成员兼我处处长，不得已派我赶赴乐山接受一项“三线”建设紧急保密任务。不久，我又被选派参加省委“四清”工作团赴重庆。工作繁忙，对家人照顾太少，心中始终愧疚，但使命在肩，身不由己啊。正是人间沧桑，孰能无情？
在改革开放繁华盛世环境中经受考验
20世纪90年代，我被任命为交通厅基本建设处处长，参与主持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设，可谓有点权力。地位变了，但人心未变，我牢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警告，“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防止糖弹袭击”。我首先自身做到廉洁奉公，并与爱人子女一起设置“防线”；守好口，管住手，任何情况下不准收受任何礼品、红包，我们不受任何诱惑；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为人。于是，有人说我古板，不懂处事哲学。所以，我社会关系很差，出差办事与同僚相比显得寒酸。 2000年，交通厅发生了厅主要领导和分管工程领导，收受巨额贿赂、贪污、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震惊朝野，对干部是一场严肃的检验。当时，处级以上负责干部的电话都被监控了。一些同事被“陷进去”了，我连被“询问”证实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没有丝毫“染指”。退休后，厅党组和省纪委驻厅纪检组聘请我为廉政督察巡视组的一个小组长，到大型项目和厅直机关履职。
求真务实 秉笔直谏
求真务实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和工作态度。关键时刻敢于秉笔上书直谏，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骨气所在。而这些说来容易，实行很难，这是我多年工作经历中最深刻的体会。仅举两例。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任省交通厅基建处长，参与组织建设桥梁跨度居当时世界第一的万县长江公路大桥。当时，大桥桥位等设计方案也已经国家批准，但万县行署个别领导与国、省化工部门却抢占桥头位置，建设万吨化工烧碱厂，产生的“酸雨”和释放的有害气体，导致附近庄稼枯死，危及大桥安全，破坏生态环境。四川省时任常务副省长蒲海清到现场召开有国家、省、地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现场办公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作出裁定，写出纪要，限期拆除这个化工烧碱厂。但是，国家、省有关部门领导顶住压力，拒不执行。无奈之下，我建议由我执笔，以省交通厅有关领导名义致信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杨汝岱的方式，“通天直谏”（考虑之后，认为不能采取交通厅告御状的方式），陈述利害，要求干预解决。汝岱书记即行批示：“按海清同志现场办公会决定的意见办”。一锤定音，扭转局面。
是年，成（都）雅（安）高速公路建设，由省厅领导主持的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会上，设计院提出南（经蒲江县）北（经邛崃县）两条线路比选方案，估算投资北线比南线多1.6亿元，但以军事机动单位多在北线，地质情况北优于南等理由，推荐北线方案。我提出不同意见，但被多数专家和省厅领导否定，北线方案成立，交通厅正式上报交通部。我找机会邀请原班专家和领导，深入两线实地调查。我们不带任何倾向，客观地踏勘调查，走访比较，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南线优于北线。同时，我征求两县上级成都市政府和成都军区后勤军运部，以及沿线有关的市县交通主管部门的意见，他们都书面回复推荐南线方案。我斗胆上书厅领导，要求重做可研报告论证上报，并请批示同意。正当我组织重做可研的过程中，原主持会议的厅领导严厉批评我“目无组织，胆大妄为”，勒令我立即停止。邛崃县委书记、县长到我办公室和家里诉苦说，此举引起县两代会代表愤怒，可能被丢掉选票，要我体谅留情。省政府转来国家计委经研所递交的专家论证推荐北线的函。厅党组扩大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辩，厅长要我拿出可研报告由厅向省委常委汇报裁决。在这种上下左右巨大压力下，我真有点抗不住了，心情十分沉重。然而，我横下一条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真理。重新提交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省委常委会支持，交通厅重新上报交通部、国家计委。南线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共减少总投资3.7亿元，该项目也被评为全国优秀设计奖。而我呢，一句表扬的话都没得到，但我一点都不难过。心中只想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足矣。
十四年老骥伏枥的真情“交待”
1996年，组织批准我退休。我本想安度晚年，可不到半年，厅领导一天三召，要我参与组织广安至邻水高速公路建设。这是通往小平家乡和华蓥山革命老区的公路；更有建设规模居全国第一、世界罕见的华蓥山特大瓦斯隧道。地委、行署很重视，并由十位地级领导组成指挥部。工程进展很缓慢，工程质量问题多，厅派去的副指挥长退下阵来。领导研究决定，要我去扭转局面，我被聘为“省指”顾问。 先走马试行，哪知从此就下不了鞍了。程咬金上阵“三板斧”，我这个广安人刚上阵使出的不同常规的第一板斧――不先听汇报不先表态，徒步深入工点调查研究，写出以工地现场问题之矢，射上层管理层面问题之的的调研“备忘录”。按地委书记说法，我的做法引起了地委、行署震动，代行指挥的一位领导跳起脚骂娘，说我否定了他们的成绩。在地委书记的坚定支持下，地委、专署专门召开办公会议，第一件事就是改组、精简指挥机构，十个地级领导退下来组成领导小组，下设由两位地级领导，专司其事，专负其责，和一位交通局长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并任命我为领导小组成员、指挥部顾问。省政府下达重点工程目标管理文件，指定我为广邻路项目负责人。
三年征途，三年鏖战，不知砍了多少沉重的板斧，1999年广邻高速公路按上级要求胜利通车，当时排名全国第一的华蓥山特大瓦斯隧道也获得了国家大奖。我向厅党组写了“负责交待”，表示终身负责。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胡培根动情批示：“李任杰同志在广邻路做了大量工作，充分展现了一个老工程师尽职尽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工程质量、进度、解决工程关键技术问题、协调组织管理，费尽心血”。党组另一位年轻副书记、副厅长余唯多批示：“李任杰同志在广安表现很好，受到指挥部及当地领导公认”。
后来，厅领导动员我再度出山，参与组织由亚洲银行贷款、规模最大（200多公里）、投资最高（60多亿元）、工程难险的成（都）南（充）高速公路建设。成南公司聘请我为高级顾问。踏上成南路和以后的遂（宁）渝（重庆）、南（充）渝（重庆）高速公路的建设征途，一干又是十一年。按《中国交通报》和《四川交通》半月刊记者采访报道中说的：当记者沿着李任杰的足迹去了解他的经历后，发现：“与李任杰同时走进成南高速公路建设现场的，有立足以思想创新带动技术、制度、管理创新的工作理念；有他践行说实话办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辩证思想：有他一直秉承的‘严于治军、依法筑路’的工作方法；有他营造公路物质产品和人才产品，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的的两个目标；有他在工程质量上提倡自查自纠、反对隐瞒不报、查处假冒伪劣、六亲不认、以工程质量论成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质量管理态度；有他要求业主、监理、施工三方一视同仁，站在平等平台上共同努力的人文关怀。作为一名老工程师，李任杰没有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命价值，没有考虑付出与回报、奉献与赞誉是否成比例这些问题。”
2001年，我在一座大桥的吊装施工中，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不堪回首的恶性翻车事故。车旁边的一位行人来不及躲闪，倒在了血泊中……我幸免一死，抢救医生称我“是他抢救生涯中出现的奇迹”。
2002年，成南高速公路提前完工。世界银行权威评估团考查评估后，一致认为“成南路贷项目在中国是成功典范”；“工程质量符合国际水平”；“边坡生态绿化防护是一大亮点”。“工程质量符合国际水平”意味着成南高速公路首先跨入国际竞争行列，谱写了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历史的新篇章。成南高速公路被评为全国优质工程一等奖首位，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2009年，最后一条路--南渝路提前完成后，成南公司授予我“突出贡献特殊嘉奖”荣誉证书。辞去高级顾问，谢幕60年的交通建设舞台，我向厅党组、机关党委写了一份上万字的第二次“负责交待”。我试图从开拓创新、保证工程质量、技术业务管理、组织指挥等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为后辈留下思想精神财富。厅机关代宗明评语：“李任杰同志退休十多年来，继续为交通事业兢兢业业发挥余热，辛勤奉献，其精神可嘉。他卸任前参加的最后一条路已通车，又向组织写出书面汇报，体现出极强的党性原则，难能可贵。”党组书记高烽评语：“感谢任杰同志所做的贡献。他热爱交通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最值得我欣慰的是，通过工作实践，言传身教，四川交通行业涌现出一批青年专家，成为新一代交通建设领军人物。后继有人，我十分欣慰。
愿这篇向党90周年纪念献礼的文字能给朋友们留下一点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