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为我煌煌中华效忠效力甚至效命的各代精英中，儒者的身影向来十分突出。儒者是入世的，他们读书和学习的目的就是要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他们可以学有专攻、各有所长，服务的领域可以林林总总，但博洽多闻、功底深厚、修养完备、道德高尚应该是他们共同的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令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凸显出我民族光辉的良心和良知，儒相、儒将、儒医等人物的事迹光照千秋。而我的父亲——儒者赵祖康，是否也可称为我国公路建设领域中的一名“儒工”呢？
淡泊以明志 宁静而致远
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人们，似乎都一致将我的父亲视作近现代中国公路第一人。实际上，父亲从事中国公路建设时间相对不长，而结束得又相当突然。
1922年大学毕业后，父亲累计有3年左右的时间在大学任职任教，其它时间主要为不同省市的公路或市政工程服务。1931年，父亲留学归国，回到原派出部门工作，次年即被筹建中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调至其下属的公路处任职，从此着手我国公路的全盘创建工作，终于得以在事业上大展宏图。“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撤销了经济委员会，父亲进入新组建的交通部就职。1940年，在交通部公路总局公路总管理处处长任内，父亲担负起赶修乐西公路的全责。该路打通之日，父亲终因极度劳累而咯血病倒。1943年1月，他经过休养恢复健康后，被任命为公路总局副总局长，这次提升似乎是对他的业绩的肯定。没曾想，工作不过两年，1945年1月，他便退居二线，从掌实权的岗位撤下来，调任可有可无的交通部顾问。而此时，他还不满45岁，正值学识经验能力最趋成熟丰富的壮年，他的事业也正处于巅峰时期。
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此，我只能引用两位知情人的话来一探究竟。
张佐周——中国著名的道路工程专家，父亲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两人共事60余年，他是《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赵祖康》的作者，在书中有如下的叙述：“在当时有功反而受谤，他（赵祖康）曾被投闲置散，担任交通部顾问之职。”
赵祖刚——我父亲的堂弟，抗战伊始就流亡重庆，此后一直生活在父亲家里，由父亲抚养至成人就业。1998年，他曾对某作家提过书面意见，说：“当当局明白赵祖康始终不愿做党务工作后，就炒了他的鱿鱼，后来降职使用，不过是要利用他的技术专长而已。这个问题是赵祖康在重庆担任公路总局副总局长时摊了牌。从此对他一直怀有戒心，但赵祖康决不后悔。”
再多的细节我就不得而知了。但从“受谤”、“怀有戒心”等言辞来看，当时机关中还真有人与父亲很不投缘（估计主要在领导层里），看来根源还是父亲不愿与这些人合作，做所谓的“党务工作”。凭父亲的一贯为人，我可以想见，他不会为自己做太多的申辩，而面对胁迫，也不会为宦海浮沉而夺一己之大节。诸葛亮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父亲宠辱不惊，接受了降职。同时，他更不轻言放弃，处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闲职的“顾问”任上，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照样勤奋工作。张佐周就说：“（他）此时即努力于编写公路工程规范工作。”也有其他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们如何依旧去父亲那里寻求帮助和指导，说明地位的降低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父亲的尊重。
父亲的表现可能使当时的交通部和公路总局领导感到不安。据母亲说，抗战胜利，***的侍卫长钱大钧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闹不清他从哪个渠道获悉父亲在交通部遭受冷遇、难以施展抱负的惨淡处境，于是建议父亲跟随他到上海任工务局局长。公路建设是父亲一生的最爱，但此时他选择了离去，从此开始主打市政工程。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父母亲由重庆返回上海，终得与困居上海沦陷区多年的奶奶和我们三姐妹团聚。在父亲带回的大量书籍中，我见到过一本厚厚的书画册页，是在重庆举办的一次纪念父亲从事公路建设15周年的聚会上，由被邀的书画家当场泼墨挥毫集体创作而成的。这次聚会肯定是在1945年父亲任交通部顾问期间举办的，否则累计不出父亲从事公路建设15周年的时段。凭我现在的认识，这次聚会可以说是对父亲的一次“热烈庆功”，是长年与父亲共事的战友们对他的即将离任所表示出来的惜别之情，也证实了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父亲在中国公路界的地位。但同时，这又是父亲表演了15年的公路建设舞台剧后终场时的一次“谢幕”，可以想见父亲内心的惆怅。很可惜，今天，该册页早已不见了踪影。
虽然“谢了幕”，但父亲的公路建设业绩还在继续赢得社会的喝彩。3年后的1948年，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创作并赠送给父亲一座雕塑《开路先锋》。大姐赵充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某报发表文章《刘开渠和<开路先锋>》，下面摘录其中数语：“雕塑主体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左右两手分别握着凿山开路的锤和凿，在他手下，一座峻岭上已出现了蜿蜒回转绵长无尽头的公路??山脚下的石碑上镌刻着点题的‘开路先锋’四个字。”此雕塑已在文革中被毁，幸而照片还在，可以见证父亲在中国公路界的影响，正如文章最后说的：“开路先锋的巨人精神永存！”
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父亲生于1900年，是20世纪的同龄人，生逢中国乱世。他在18岁以前，就经历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动荡——列强割据、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等。陶柏康先生所著的长篇传记《赵祖康》（以下简称“陶著”）中，曾引用父亲自己写的回忆录，列举了父亲在亲友师长等的进步教育影响下，成长为爱国青年的过程。这似乎是当时天赋才性较优、家庭学校教育也都较好的青年人非常相同的成长过程。这些青年学生，思想活跃但远未成熟，热情、正义、单纯、敏感，爱国献身应该就是他们立志终身要走的道路。
1918年，父亲成了一名大学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当然也将他卷了进去。
据“陶著”说，父亲表现得很积极，在街头和校内开展宣传活动，一度还参与了学生会的领导工作。而当运动终于接近尾声、整个社会进入暂时的沉寂、酝酿新的风暴时，进步学生将何去何从？就在这个关口，父亲为他一生的命运做出了最关键的抉择。“陶著”说的是事实，父亲“始终牢记蔡元培先生的一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也就是说，他没有选择激进的革命道路，而是回到了课堂，继续修习起他的专业知识。革命和学习，这两者在当时是不可得兼的。仅举一例：侯绍裘，父亲的挚友，同乡，当时又是父亲的同班同学，就因为继续在校内外搞爱国活动，次年即被校方开除。我在下文中还将提到他，现在还是回过头来分析父亲的行为吧。
父亲生性平和，从来就是一个中间派。
由于学业好、人品好，又有比较强的亲和力，各方力量都愿意接近或拉拢他。很明显，他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并不想投身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中去搏杀一回。什么政治呀、革命呀、主义呀，他似乎都不十分感兴趣。看来，他对当时社会上相互攻击、激烈争辩的这样那样的信仰都很不以为然。那些让时代先锋、社会精英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甘冒生命危险去投身的事业他都敬而远之。
父亲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大概也很特殊。他同情、支持，但不主张过头。往后看几十年，上海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不断，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请愿等，诉求迭出。这时候的父亲，一反平时超然物外、不问政治的态度，总是以交大校友的身份，主动挤进对峙着的政府和学生之间进行调停，常常是一连数日，家不得归、饭不得吃、觉不得眠。我当时还对他很有意见，认为他不应该去帮当局灭火，应该让学生运动闹得越大越好。奇怪的是，对峙双方似乎也喜欢有他夹在中间，通过他相互扯皮、谈判、讲条件，直至最后冲突解除，也说不清是谁胜谁负。每至此时，父亲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几乎瘫倒。
只是当我步入了老年，对世事沧桑产生了较之年轻时远为成熟的感悟后，我才忽然意识到了父亲当年对学生运动的深层次思虑。父亲见证过上世纪20年代的白色恐怖，他深知手无寸铁的青年学子，凭着一腔热血，去与掌握警棍枪械的国家公器做斗争，最终总是自己吃亏，闹不好还会出现流血牺牲的惨剧，所以他一定要在运动态势趋向极端前尽一己之力加以制止。这是父亲的爱心和良知在关键时刻的闪亮展现，值得我们肯定和尊敬。
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位印尼的华侨访问上海，他好像也是交大校友，和父亲见了面。
据他说，解放前，上海一有学潮，他们就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父亲去了就能帮助解决问题。
看来，当时的外界舆论还相当认可父亲在学潮中起的作用。
1995年父亲去世，我为父亲撰写了一副挽联：“读书不忘救国，为信念万难不辞；救国不忘读书，求真理百折不挠”。我愿将父亲一生尊奉的行为信条传达给后世的青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