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在1996～2006年这10多年里，巴西GDP增长了3%，就业也增长了3%；但中国则是GDP增长了10%，就业仅增长了1%。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跌到低谷。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占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 37.5%，政府消费占GDP的28%。如今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占GDP的71%。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政府收入和公民收入几乎均衡，有的公民收入还高于政府收入。而我国的现实却是，居民严重缺乏购买能力。这除了分配制度原因之外，就业不力是重要因素。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前，就提出要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并没把GDP增长作为许诺指标，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看看大学生招聘会的场景吧，就能够理解什么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了。当几万名毕业生竞争几千个工作岗位，当排队几个小时也递不出一份求职简历，当月薪千元以下的职位都成了热门，当广州一家猪肉连锁店招聘15名“猪肉荣”，竟引来包括中大、华工在内的1500多名应届硕士研究生前往竞聘，其中竟有海归人士，就知道如今的就业形势有多么严峻和残酷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现在拉动生产总值靠得是修地铁、建工程等大项目，这些项目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并不多。就业问题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比保增长更重要。毫无疑问，就业是民生之本，富民之路，安国之策，就业也是维系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更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形象和凝聚力。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给每个愿意工作的公民提供一份工作岗位。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就把“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列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之一。《就业促进法（草案）》也经全国人大审议，成为法律。保增长目标实现后，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产品有谁购买都是问题。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 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解决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