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青藏铁路通车顺利运行的第4年。截至2009年5月25日18时，青藏铁路共发送旅客1386.3万人次，发送货物6290.4万吨。2007年，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00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48亿多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0%和73.3%，其中乘火车进藏的游客占旅游总人数的四成以上。青藏铁路大大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省份的联系，更促进了甘肃、青海与西藏人员、物流、资金上的良性互动。费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两南兴藏”设想，即从青藏高原的外围入手，逐步向中心伸张，促进西藏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在青藏铁路通车的背景下，“两南兴藏”设想会给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以独特的启示和机遇。
一、“两南兴藏”设想的提出
早在1985年8月，费孝通先生考察甘南后，撰写了《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一文，文中提出：①要使藏族现代化，先得发展藏族同汉族接近的地区。西藏的现代化从外围着手，从西藏周围的几个藏族自治州入手。②甘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历史地位及其与西藏的经济联系，可以作为发展和建设藏族现代化的突破门、发动机和根据地。1985 年9月《甘南篇》重申甘南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可以通过甘南将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1989 年12 月，在《甘肃行》中，费老提出了“两南”兴牧的设想，认为“两南”———甘南藏族自治州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州，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都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都是藏族和与藏族有长期历史关系，甚至已信仰了藏传佛教的其他民族共同聚居的地方。
把“两南”看作是加强青藏高原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甘南将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通过肃南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地区，称为“两南”兴牧。到1992年，费老在《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和《对民族地区发展思考》两文中，进一步肯定并拓展了之前的思路，正式提出“两南兴藏”设想，并将“两南兴藏”设想与“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设想、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临夏的发展模式并称为西部的发展战略构想。
二、“两南兴藏”的含义
费老的“两南兴藏”设想，是充分考虑了两南地区与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后才提出的。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甘、青、川三省交界处，东与定西、陇南毗临，南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壤，西与青海省果洛、黄南州相连，北靠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广大藏区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甘南自治州成立于1953 年10月1日，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6万，是以藏族为主体，藏、汉、回等24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多民族聚居区。甘南是甘肃省主要的畜牧业基地，拥有亚高山草甸草场4084万亩，占全州总面积的70.28%，草地可利用面积 3848万亩，占草场面积的94.22%，是青藏高原和甘肃省天然草地中载畜能力较高，耐牧性较强的草场。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地处河西走廊南部，总面积 2.33万平方公里。由三块不相连的地域组成，分别为东部黄城镇，中西部马蹄、康乐、白银、大河、祁风乡，北部明花乡。肃南县成立于1954 年，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民族，汉、藏、蒙、土、回、满、东乡、保安等 11个民族聚居的多民族自治县。2003 年总人口35315 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5.3%。肃南县有草原171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原142万公顷，是高山细毛羊基地县，细毛羊饲养量达到46 万只。
从地理上看，青藏高原是一个整体，甘肃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必经的交汇地带，从甘肃经青海入藏，地势平缓，交通方便。甘南与肃南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界处，东部为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区，西部为广袤无垠的平坦草原，西接藏区，东接汉地，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在古代，交通直接影响着地区和民族间的交往。甘青是藏族和汉族人民最早接触的地区。“唐蕃古道”就是西藏与西北社会、经济、文化联系悠久的历史见证，而今天青藏铁路的路线正是古代“唐蕃古道”的复线。这是对历史地理格局和民族交往的尊重和继承，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地区和民族间的交往。
历史上，甘青地区是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是汉、回、藏、蒙、撒拉、保安、东乡、土、裕固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又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接壤地区，具有民族交往的悠久历史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唐朝中央政府批准在赤岭（今青海湖日月山）与吐蕃交马和互市，标志着正式的茶马互市由此开始。北宋神宗以后，茶马互市重点转移到熙秦地区。神宗时设熙河路（今甘肃临洮），熙宁七年（1074 年），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买马司，分管四川茶叶与藏族马匹的互市事宜。元朝时榷成都茶于巩昌（今甘肃陇西）销售。明代是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朱元璋时期多次派员到西北藏区等地购买或用实物交换马匹。洪武八年（1375 年），内使赵成携带丝织品和巴茶到河州（今甘肃临夏）易马，连贵德（今青海海南东）一带的藏族也远道来交易。万历年间（1573-1620 年），河州、洮州（今甘肃临潭）、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宁四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直到明末都没有多大变化。明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史称以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是用来“抚番族以安地方”的政治谋略。正是由于茶马互市的重要作用，清朝沿袭了明朝的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地区设置西宁、洮州、河州、庄浪、甘州五茶马司。随着民间贸易和民族交往的发展，官办茶马互市逐渐衰落。乾隆时期，清政府开始“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分西（宁）、庄（浪）、甘（州）三司，兰州属甘（州）司”。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逐渐繁盛起来，成为西北乃至全国茶马互市的中心。同时，民间的民族贸易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从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上分析，甘青藏区与川滇藏区并不在达赖喇嘛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更为紧密，与内地也有着更多的政治、经济联系，相对于前藏更为开放。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 年） 设立洮州卫戍守已经招降的甘青藏族。洪武四年（1371 年），明政府在青海东部地区设河州卫。1373 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明洪武三十年，已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塞外四卫”。至明朝末年，西宁卫不仅统治西宁附近地区，还控制着“塞外四卫”。西宁卫和甘州、凉州、庄浪、肃州等15 个卫所均属甘肃镇总兵节制。清雍正三年（1725 年），清朝设置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唐古拉山口以北的广大藏区。对现今甘肃境内的藏区，分别置于岷（今甘肃岷县）、洮、兰、凉（今甘肃武威）等州的辖区之内，执行比较直接的管理。1728 年，清政府下令将康区东部的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管理；将康区南部的中甸、维西、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又将日喀则以西，一直到阿里划归班禅直接管辖。
五世班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只同意管辖拉孜、昂仁和彭错林三个宗的地方。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朝建立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授权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由驻藏大臣督办。实际上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已被相应缩小。以上事实证明，历史上各藏区就由达赖喇嘛、班禅、西宁大臣、四川总督、云南总督和甘肃省各州分别管辖，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范围并没有到达甘、青、川、滇藏区和卫藏班禅的辖区之内。从民族来看，甘青两省交界地带民族成分复杂，汉、回、藏、蒙、撒拉、保安、东乡、土、裕固等多民族聚居，居住格局混杂，费孝通先生将这一地区形象地称之为陇西多民族走廊，往南可与藏彝走廊相连接。在这里，汉族代表农业文明，藏族代表牧业文明，回族代表的商业文明在以上两种文明、两种生产方式中充当中介，促进了农牧区商品流通与民族交往。此种经济互补的重要基础，使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藏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汉文化和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体的穆斯林文化，作为截然不同的三大主流文化在当地相互碰撞、交汇，却和谐相处。多民族的分布促成了这一地区文化多样性景观，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出现的青海卡力岗人、托茂人和云南哈巴“藏回”，正是这一地区藏传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相互交融的典型范例。
综上所述，促进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打破西藏的封闭状态，促进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交往，就要充分利用和着重突出甘青藏区民族交往的历史和作为向内地开放窗口的重要地位。陇西民族走廊地区的民族、文化和经济关系与西藏具有同构性的特点，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利于两个地区的沟通，其发展模式和经验也更容易被西藏居民所接受，正是两南地区天然优越的民族和经济互补的优势，费老才选中其作为开发西藏的现代化窗口。“两南兴藏”的前提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汉、回、藏等多民族混居地区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文化。“两南兴藏”的方针是从西藏的外围入手，逐步向西藏中心伸张，从而实现西藏的现代化。“两南兴藏”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两南兴藏”，是指利用甘南、肃南与西藏的地理、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交往的优势，通过甘南将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西藏，通过肃南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西藏。广义的“两南兴藏”可以理解为，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如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开辟几个藏族现代化的窗口，充分发挥藏族与周边民族的特长与优势，发展协作型经济，从而促进整个青藏高原的现代化发展。简单说，就是先发展青藏高原周边藏区，通过周边发展辐射带动中心—西藏的发展。对“两南兴藏”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是对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可以看作是藏区现代化发展的近期与长期规划。狭义的“两南兴藏”为基础，将甘南与肃南作为带动藏区发展的新思路、新试点，如若成效显著，则可在甘、青、川、滇藏区广寻发展新模式、新基地进行推广。
三、青藏铁路背景下“两南兴藏”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首先，不同于以往青藏铁路带动沿线经济发展设想的抽象与孤立，也不同于以往西藏发展战略研究的单一思路。青藏铁路背景下“两南兴藏”设想，充分考虑了两南地区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现实中青藏铁路对西藏与内地交流的巨大促进作用，弥补了目前青藏铁路研究及西藏发展战略研究的不足。
其二，“两南兴藏”设想立足于西藏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用“反弹琵琶”的思维另辟蹊径，提出从青藏高原的外围入手，向中心伸展，以达到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目的的新思路，摆脱传统观点的窠臼，为青藏高原的开发开辟了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