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兆娟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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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一向被普遍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形成的节日。
这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交从甚多，作为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制定者和参与者，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亲历了楚王的几次大的决策过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边存在着致命性的错误，已经给国家埋下了很大的祸患。
屈原忧心如焚、苦口婆心，但都没有得到楚王和楚王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流放。一路颠沛流离，穿越楚国的高山大河，来到洞庭湖边的云梦大泽，62岁高龄的屈原，怀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投身汨罗江，做出了一个国之重器最后的努力与呐喊。
江边的渔民怕屈大夫身体被鱼虾蟹鳖噬咬，纷纷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供水族饕餮，又驾起小船沿江寻找屈原尸身……日久天长，形成了端午节这天包粽子、煮鸡蛋、赛龙舟的习俗。
端午节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东汉的孝女曹娥，与身为渔民的父亲相依为命。她的父亲为了捕鱼溺亡江中，十四岁的曹娥沿江哭喊寻找，经历了十七天的苦寻与绝望，在端午这天投江，在死后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尸首并把父亲背到了江边。人们认为是曹娥的孝心感动了上苍，所以在江边塑庙纪念，供奉祭拜。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吴越争霸越国大败，越王勾践求和，吴王夫差允诺。忠臣伍子胥高瞻远瞩，建议彻底消灭越国，以绝后患。夫差刚愎自用，采用了太宰伯痞的建议。伯痞收受贿赂，谗言陷害伍子胥，夫差赐伍子胥宝剑自尽。
子胥视死如归，对邻居说:“我死以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然后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命令将伍子胥尸体装在皮革里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
因此相传端午节也是纪念伍子胥的日子。结果被伍子胥不幸言中:越王“卧薪尝胆”，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力大增，一举攻破吴国国门，吴国灭国，当然，这是后话。
端午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这天被称作“五毒日”。端午节也被称为端五节、重五节、浴兰节、女儿节等。端在词典中有端正、初始的意思。古人用天干地支纪年，农历五月为“午月”。因此“端五”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端午。”
《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而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正是仲夏，她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故称五月初五为“端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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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不管是屈原、曹娥还是伍子胥的传说，都是围绕着纪念一个人物来进行的。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第二个节日具有这样典型的特征。
虽然这些来历都是传说，出处也无法考证固定。但诚如神话的来源一样，一种传说绝不会是空穴来风，总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比证。
那么屈原、曹娥和伍子胥，这三个不同朝代、性别各异、地位差别、受教育程度毫无相通之处的人物，身上会有哪些共同的特质，来值得人们以一种高度相同的认可来表达与纪念，又能够得以传承，千百年来历久不衰，以至跨越大江南北、举国上下，甚至影响到周边国家、民族呢?
我突然想到了清朝的曾国藩和他的“曾氏家训”。
晚清重臣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普通的农民家庭。五六百年间家族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22岁的曾国藩与43岁的父亲曾麟书曾并肩赶考秀才，落榜16次的曾麟书终于榜上有名的时候，曾国藩却第六次惨遭落榜。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因文章写得太糟被学台“悬牌批责”，说他的文章是“文理欠通”的典型。这成了曾国藩人生的第一次“奇耻大辱”。秀才作为初级应试的台阶，尚且困扰了曾国藩这么多年，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笨小孩。
湖南有一个这样的民间传说:一位小偷去曾国藩家偷东西，却遇到曾国藩在挑灯夜读，只好攀爬上梁。可等到天快大亮，曾国藩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诵读。小偷气愤地从梁上爬下来，夺过曾国藩手里的书，熟练地背诵之后，掷地夺门而走。
当然这个故事有想象与夸张的成分，但结合史实与传说，也足以看出曾国藩天赋平平、资质一般。
但就是这样一个笨小孩，在内忧外患、国力空乏的晚清，在缺乏财力支撑、没有上层提携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入仕途，成为晚清的股肱重臣、国家栋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不能不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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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国藩在读书的时候，给自己定下严苛的规矩:一页不懂，决不开始读第二页;一章不通，绝不开始翻第二章。
靠着这样的笨办法，曾国藩得以在考中秀才之后，能够中举人、中进士、到入翰林，七年升迁，从七品小官，升到二品大员。一路仕途坦荡的曾国藩，在身边人浑浑噩噩，欺上瞒下的环境里，一丝也不放松对自己道德约束与要求。
他见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无比，就上了一道《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责皇帝“苛于小节徒尚文饰出尔反尔”，惹得皇帝龙威震怒，要来重责问罪。幸得大臣们苦苦求情才幸免于难。
虎口逃生的曾国藩不仅没有改变别人眼中的“迂腐”、“不通世事”，反而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指出民间疾苦源自朝廷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横征暴敛，才造成官逼民反，正是那些贪官污吏才导致国家危机私服。
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一向宽厚廉洁的曾国藩，自此成了官员公敌，处处遭人排挤。
一向好朋交友的曾国藩心灰意冷，“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常年存心如焚。”
曾国藩一生为人清廉，京官十三年，中间数次想回家时都没能成行，原因竟然是没有路费。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欠下了五百多两银子的外债。
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形势下，真的是一股清流。
他的生活极尽简朴，一件衣服能穿三十年，外表光鲜、内里褴褛。他最疼爱的女儿出嫁，曾国藩也只陪送了二百两银子。
甚至连他死后，家中存款竟不足两万，他提出人的一生当修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警醒自己的子孙:“家败离不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开个娇字”。
正是在这样的清醒地认识、内修外省的自驱力作用下，曾国藩才能够成为“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圣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极大地动摇着清朝政府的统治。
朝廷深感正规军队力量吃紧，便敕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因母丧回乡守制的曾国藩凭此东风，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兵种“湘军”横空出世。
实际上在咸丰二年，皇帝共任命了43位退休官员作为帮办大使，筹办地方武装。可是这些人中，只有曾国藩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超人的前瞻性和敏锐的政治意识，在一无编制二无军饷的情况下，历尽劫难、九死一生，创办出了让官僚集团刮目相看、让太平军闻风丧胆直至灭亡的湘军。
在晚清腐朽、没落、浑浑噩噩的官场习气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曾国藩将自己变成了一条大鲶鱼，奋不顾身的游进了风气固化的官场，撕开了让人沉沉欲睡的铁幔，让清新希望之风得以吹进政治的核心，影响了很大一批人。也从而从客观上延续了清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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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信奉理学，他将儒学理论与理学思想融会贯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他的家训中，有这样的话:“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待人，身先足以率人”，“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澄然无事”。
所以他虽然官至两江总督，被人称为“中兴名臣”，却始终淡泊坚韧，成就了立言、立德、立功的不朽之业。
可以说，他坚强刚毅、柔韧隐忍的意志品质，勤俭持家、孝亲睦邻的治家理念，以及立足治家、推而广之到治军、治国的理念，构成了曾氏文化思想的精粹，代代相传，流产至今。
由此可见，从屈原投江到子胥悬头，从曹娥孝父到曾氏家训，其实都是一种士大夫高贵精神的传承。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士志与道--这道，令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也要“上下而求索”，使伍子胥视死如归，曹娥慷慨赴死。让曾国藩“挫而后奋，百折不挠”。
“道可道，非常道”，正是这一种向往道、追寻道、传承道、发展道的坚定信仰，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信仰，连缀成了几千年华夏文明桂冠上的灿灿明珠。
参透了这样一种道理，端午节祭奠的究竟是屈原、伍子胥还是曹娥，也许不必太多探究和甄别了。
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所包含的上下求索的境界、忧国忧民的情怀、独立不迁的精神、以一种节日的形式为载体展现出来，更容易激起我们的反思与感怀，进而让我们在悠久绵长的历史里徜徉思索，激流勇进!
*作者︱时兆娟:南阳市作协会员、二月河文化研究会会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方城七小教师、青眼有加id:qyyjtcq」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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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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