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坐落于北京市羊坊店路，与北京铁路局文化宫隔街相望。2000年前后，规划院受时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指派，拟定一份《铁路体制改革方案》。不过这份方案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研究院也据此拒绝了采访。

　　“和之前的李森茂和韩杼滨两任部长比起来，傅志寰对改革最为积极，他私下总结自己的成绩时也说，就是提速和改革。”一位曾在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工作的干部称。

　　傅志寰1938年出生在哈尔滨，他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1955年，傅志寰报考大学蒸汽机车专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学成归国后他主动申请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后一直在铁路系统内工作学习，直到1998年提任铁道部部长。

　　在铁路系统内，科研出身的傅志寰素有“书生部长”的称号，他对铁路技术和体制的改革也甚为积极。据铁道部多位干部回忆，傅志寰对铁路改革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网运分离”的改革方案。

　　“1986年大包干以后，两届铁路领导都提到了改革，但只是说要改革创新，没有一个具体方案。”上述干部回忆称。“网运分离”是指成立国家铁路路网公司和数家客运、货运经营公司，将国家铁路路网基础设施与铁路客货运输运营分离开来，以市场化手段打破铁道部“政企不分”的格局。“网运分离”并非铁道部的首创，欧美国家在铁路管理和经营上大都采用此方式，区别在于部分国家选择网运分离，部分国家选择网运统一。

　　傅志寰提出“网运分离”改革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曾在2000年前后参与过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改革讨论，他认为是外部大环境的变化，敦促铁道部启动了体制改革的方案。“当时国务院成立了垄断行业改革领导小组，朱镕基总理直接抓这件事，王岐山具体负责，还特别成立了五个改革方案设计小组，改革的对象直指电信、电力、铁路和民航四大垄断行业。”

　　2000年后，整个中国经济笼罩在“国退民进”的热潮中，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放开刺激着越来越多大型企业试水体制改革。张昕竹回忆，在高层直接筹办的改革小组成立以后，电力、民航、电信陆续出台了改革方案，铁道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是，由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拟定的《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并未获得国务院高层的肯定。据悉，在该方案反复修改近30次仍未获得肯定后，傅志寰终于开始求助外援。

　　“我们确实帮铁道部做过一份体制改革研究方案，但最终是否采纳执行，则是铁道部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冯飞告诉早报记者，2001年前后，铁道部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制定一份铁路体制改革的研究方案，而他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对于当年的改革方案，冯飞拒绝透露更多。“现在铁道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我个人不大方便再讲更多了。”冯飞称。

　　据了解，在多方调研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2年向铁道部提交了这份改革方案，但和内部方案一样，该报告一直未曾对外公开。早报记者经多方努力获得这份改革方案，发现其仍未跳出“网运分离”的范畴。

　　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迅速的转型和成长时期，对铁路运输的需求仍是以极快的速度增加。”就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中国铁路改革指出四个目标是：1.将政府功能和企业管理分离，同时将政府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分离;2.在铁路部门内部形成竞争;3.对于市场导向的投资提供有效的激励;4.建立健全、统一、公正、高效的管制制度。

　　“只有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改革体制和机制，塑造真正面向市场的竞争主体，才是中国铁路运输业发展的唯一出路。”报告称。

　　此外，该报告还提出了铁路财政自主权和引入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等设想。

　　2002年，这份方案最终交由国务院进行审议，但高层一直没有表态。此时傅志寰已经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在一次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铁路改革方案为何迟迟不出时，傅志寰回应称：“为什么我们的改革方案推出得比较晚?第一，就是我们铁路的运能是非常紧张的，我们一公里所承担的负荷是美国的三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国家一定的宏观调控，分配运力，比如说春运，我们只能停下一部分货运来保证客运，这时候的客运并不赚钱。另外，铁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系统，这个系统的改革也要十分小心。”

　　“网运分离”方案的尴尬

　　铁道部内部大多数人都相信，国务院对“网运分离”的沉默是基于此前试点的失败。早在“网运分离”仍处于讨论阶段时，铁道部已经在各地悄然开始了改革的试点。

　　1998年开始，受到财政赤字等问题的影响，铁道部对柳州、南昌、呼和浩特和昆明等铁路管理局开始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改革。一年后，此种制度被推广到了整个铁路运输产业。

　　所谓“资产经营责任制”是指铁道部将部分权限下放到各地路局，在允许地方自主经营的情况下，以是否能自负盈亏来考核地方路局领导。日后，傅志寰曾在公开场合肯定了这一制度，称：“铁路局局长两年不扭亏，要自动辞职，铁道部的领导班子两年不扭亏，也自动辞职，我们当时表了决心，这个决心现在看来起了作用，各路局经营情况也明显好转。”

　　同时，铁道部还在各地路局组建了客运公司，试行“网运分离”模式。

　　这场轰轰烈烈的权力下放很快被否定，有消息传出客运公司成立后，各地铁路局亏损反而愈发严重，仅郑州铁路局一年就亏损近7000万元。郑州铁路局一退休干部称，当初搞网运分离，外界一致看好郑州铁路局。但实际的情况是“客运公司是独立出來了，但运输调度权还是在铁道部手里。在运力吃紧的时候，本来拉运输肯定赚钱，但上面有意增加客运，这样一进一出，肯定要赔钱。”

　　此外，客运公司的成立还加剧了各路局潜伏多年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内耗和争斗。据该干部回忆，客运公司成立后开始和各车站发生利益争夺，“归根究底还在于铁路系统内机构冗杂、各部门利益纠缠不清。客运希望旅客上车补票，这样就能获得收入，车站当然不愿意。”为了争夺客源和票价优势，郑州铁路局客运公司还发生了职工围攻客车甚至殴打领导的事件。

　　地方试点的失败和国务院的沉默，让铁道部不这次改革再次面临流产，而须另觅他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