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回了趟天津，在一个夏日的午后，骑辆自行车再绕到那条熟悉的林荫路上，听听蝉鸣，没有目的地逡巡。树叶缝隙中透过的丝缕阳光，间或晃一下你的眼睛，更多的阳光漾在路边那些小洋楼的围墙上，墙上爬山虎叶子的绿色更加浓了一些。午后的街上，行人还是那么少，于是，少年时代那条路的影子，浮现得更加清晰了---好像还是二十多年前，我放学回家，走了一遍又一遍的那条睦南道哦。
（睦南道西段云南路昆明路之间）
天津的街道名称，和别处不一样：东西向的叫“道”，南北向的叫“路”，偏生天津根本不是一个象北京那样方方正正的形状，尤其旧时租界，街道朝向往往都不正，所以道和路的分别，有时候也就是约定俗成而已。所谓“五大道”，其实解放前的老天津原本没有这个称呼，就是原先英国租界几条东北--西南走向平行的马路，那个时代的高尚住宅区，大致对应旧上海的徐家汇衡山路那一片，上世纪20-30年代，这片租界里面，盖了许多小别墅洋楼，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都有，逐渐形成了挺特别的风貌。从六七十年代起，规划局把这片区域统称为“五大道”。
地图的原图比这个大很多，但是如果引用原图，网页就太宽了，这是google上面的简略图，我在简图上不但用蓝线标出了五大道和主要纵贯路线，还用红字标了自己小时候的住处，和上过的学校。
我总觉得“五大道”这个名字很别扭。首先，这不是五条，而是六条平行的马路，从南到北，马场道，这是原名，因为通向英租界的跑马场，就是现在马场道西端佟楼那一片；睦南道，原名叫香港道；大理道，原名叫新加坡道，常德道，原名叫科伦坡道；重庆道，原名叫剑桥道，而东段原来叫爱丁堡道；成都道，原来叫伦敦道。这是六条路。传统上，“五大道”是指南边的五条，可是北界成都道和南界马场道一样啊，为什么马场道算进去，成都道就不算呢？成都道上也有很多漂亮的小洋楼啊？第二点别扭的，“大道”？除了南北两条边界马路，马场道和成都道堪称”大道“以外，核心和精华所在的这个矩形地区，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全都是些安安静静的林荫小马路，平时连公共汽车也没有的，如何成了“大道'呢？
所谓“五大道”地区，现在是挺著名的“历史文化建筑风情区”，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三年级，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住了十七年以上，每一天上学放学，陪爸爸妈妈饭后散步，走过不知道多少遍，早就熟悉得视若无睹了。直到最近几年，很多小时候从没注意过的小洋楼，都在门口挂了牌子，标示出这是某某名人的故居，来历怎样怎样。我喜欢这些----因为小时候从没想到过，这些熟视无睹的房子，居然这么有文化有历史----我居然不经意之间，生长在历史和文化之中？于是，这几年暑假回国的时候，就背个相机，骑车重走这些街道，重新认识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建筑。
据说，这片地方，前后住过两位民国总统，七个国务总理，至于部长督军和大资本家，不计其数。美国的前总统胡佛，和名将马歇尔，史迪威也在这里住过。不过我知道，把马歇尔和史迪威也算进去是有点勉强：他们两个是二十年代在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服役，马歇尔是中校副团长，史迪威是少校营长，这两位住的是马场道东头的兵营，可不是洋楼别墅。
这五大道现在还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洋楼，是马场道上天津外语学院旁边的英国人达文士住宅，建于1905年，不过现在保护得不是很好，就不贴照片了。我选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漂亮的小楼来贴。
这是顾维钧的旧宅，建于1927年，在纵贯五大道的河北路上，原来叫威灵顿路，重庆道口，现在是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顾维钧，有人称其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上海嘉定人，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博士，1922年到1926年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外长，两次代理一次实任国务总理，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代表中国签字并成为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还当过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这应该是一栋英国式房子，砖木混合结构，木屋架起脊，二楼和三楼设有平台。
这栋楼，大概是五大道上最宏伟的外国建筑了，天津外语学院的主楼，据说它的大屋顶和正中的时钟，是法国罗曼式。我妹妹在这里念了四年大学。
这楼出名很早，我从小时候起，就总看见建筑系的学生来写生，画这栋大楼。其实呢，五大道并不以这种大型外国建筑著称。天津的大型外国公共建筑，都集中在火车站海河对过的解放北路上，那条街全是宏伟的银行建筑，象上海的外滩。可是五大道这里是住宅区，特色是那些小楼。这栋楼看起来也很舒服，高树勋的旧宅，三层砖木结构庭院式楼房，褐色砖墙，红瓦坡顶，硫缸砖清水墙面，山墙上部的高耸尖顶别具特色，左侧突出一伞状塔楼，稍微有点新哥特式的意思。
宅子主人高树勋，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人，抗战中上司石友三投降日寇，高联络西北军的老上司孙良诚，以开会为名诱捕并活埋了石友三。1945年10月高在新8军军长任上起义投共，为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国军将领起义第一人，延安方面还搞了一个高树勋运动，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以后的事情：1年以后，1947年我方在改编高的队伍过程中操之过急，引起了矛盾，于是说高树勋要叛乱，把他抓捕起来，部队也完全吞并了。后来对高树勋叛乱的调查不了了之。解放后高树勋当过河北副省长。
我小时候，这里的多数小洋楼，不是居民大杂院，就是被政府和部队机关占用。这是马场道上当年的高级公寓楼，叫安乐村，意大利式的，但是解放以后多年来都是几户居民合住一所公寓，居住条件并不好，保护得也不好，有点象大杂院了。
再贴一处最近整修得稍微好一点的公寓楼，当初也是大杂院，在河北路（威灵顿路）上，靠近成都道。
之所以喜欢这片town house，是因为觉得它跟我在伦敦看到的，切尔西区的住宅很象，我非常喜欢切尔西区靠近皇家医院的那片乔治王式红砖住宅。
这栋楼很有名，叫“疙瘩楼”，和安乐村一样，二三十年代也是高级公寓楼，只有社会名流才能住得起的。意大利建筑师鲍乃第Bonetti设计的连排公寓，美国叫做town house。其中285-289号是马连良马老板的旧居。
这栋疙瘩楼离开我中学和大学时的家很近，为什么叫疙瘩楼呢：这是建筑师有意设计的，用过火砖装饰外墙面，要的就是墙面凸凹不平的效果，再加上外墙凸出的砖头，看上去到处都是疙瘩，于是得名。这栋楼，我记得小时候也是一个门洞有好几家住户，看上去挺破挺旧的。后来这栋楼开了好几家高级餐馆，有西餐也有中餐，整个大楼的外立面整修得相当漂亮。
象疙瘩楼一样，五大道上许多居民院或者机关占用的小楼，后来都被各种私人公司买下，或者开了餐馆酒楼。这是当年中天电机公司老板李勉之盖的德国风格的别墅，同样的盖了四栋，他兄弟姐妹每人一套。其中一栋，现在被狗不理买下，开了连锁店。
这栋楼在重庆道东段，靠近二十中学，是当年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不是亲兄弟，尽管名字相似），张学良的”辅帅“，吉林督军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旧宅。
新古典式，墙面凹凸多变，镶有西式雕花，立面呈白色。楼两侧设有青石条阶进入正厅。底层六间，中央南侧为大客厅，内有雕饰精致的护墙板，厅前有大平台
几座洋楼看下来，到这里，大家看出点名堂没有？对了----风格各异，样式驳杂不纯。上面几栋楼，有英国式的，法国罗曼式的，德国式，意大利式，还有哥特式的元素，张作相的宅子又变成了新古典式，可是，我刚才说某一栋楼是什么样式，其实都非常勉强，根本就不是西方建筑艺术史上纯正的某某样式，顶多只能说“疑似”某某式。还有----这些宅子的主人，其实都不是洋人，而是有钱有势的中国资本家，或者军政要人。
这就是五大道小洋楼的特点：虽然在英租界，但绝大多数洋楼主人，都是民国时代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盖的住宅，并不拘泥于纯正的某一种外国建筑风格，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说了算，建筑师本身也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即兴发挥。很多小楼，都是综合了几种建筑风格，甚至中西合璧的产物。而且各栋建筑之间，也没有统一的风格。久而久之，这些小洋楼，就形成了五大道这片地方独特的建筑风貌，在任何其他城市，其他地区，你都看不到。
就像这栋楼，中西合璧得相当典型。
这栋楼现在是幼儿园，当年是江西督军成光远的宅子，成督军亲自修改的设计方案：你看楼的下半部分，是二十年代流行的英国公寓楼的现代式样，线条简约，方方正正，让人想起大卫苏谢版（David Suchet）波洛电视系列剧里面，大侦探波洛所住的公寓楼WhitehavenMansions。可是，在现代派的楼顶上，居然盖了个中国小亭子！
和成督军的中西合璧比起来，关麟征将军的这栋宅子，立面板板正正，正中心再加个半圆形入口作对比，几何线条简洁而明快，我觉得是更加纯正的二十年代西方现代派建筑。
这栋楼现在是和平区房地产总公司，房管局。坐落在长沙道上，租界时期叫做加的夫道Cardiff。我的幼儿园就在它对面。
宅子主人关麟征是黄埔一期，抗日名将，1938年10月，34岁时成为第二个晋升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学生，比胡宗南晚两个月。1947年关麟征出任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军校校长，还当过1949年李宗仁政府的陆军总司令。不过，关麟征虽然是老蒋嫡系，却属于嫡系中的何应钦系统，与土木系的陈诚不和，甚至水火不容。而国民党退往台湾以后，陈诚是台湾省主席，执掌大权，关麟征于是隐居香港，避不去台湾。1970年在香港病逝。
为什么这片地方的西式建筑，会出现这样独特的风貌呢？我觉得，根源在历史。天津和上海一样，晚清之前，都不是大都邑，近代的崛起，得益于“对外开放”，成为“十里洋场”。上海，有道是“上海滩”；天津呢？老话叫“天津卫”。“津”者，渡口也，天子渡河的地方，据说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难之变，起兵南下渡河而来的典故。这个“卫”字呢，明代“卫所”，驻军的地方，就象英文里面“fort"，跟“威海卫”“金山卫”的卫字，来历相同。
驻军的地方么，军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冲，但本不是什么大城。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话跟北京话，河北话的腔调，相去甚远。天津话，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据说，那是因为近代，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
清季以降，一个天津，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得益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甚多，太后老佛爷脚下的北京城，怎么能随便开放呢？天津因为离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陆运输都方便，就开放给了洋人，让除开使团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纪前期那段时间，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又有九国租界，很多名人寄居于此，尤其是那些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遗老遗少，往往都在离开京城不远的天津租界，盖栋住宅当寓公。这里进可以就近观望京城政局，以图东山再起，退可以托庇于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权，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当时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资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于此。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所建的楼院，往往在设计上从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筑风格，但又不拘泥于纯正的建筑风格，而是实行“拿来主义”，自出新裁。从正统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很多都可算是不伦不类，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独特的建筑风貌。
说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敌刺杀的，这是河北路（威灵顿路）334号马场道口的民国总理张绍增旧宅。
它跟天津外语学院遥遥相对，和我家也就一个路口。当年这里是第五中药厂，现在是贵宾楼饭庄。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围墙，还有一个特别高的大铁门，门口是4路公共汽车站。铁门平时紧闭，除了上下班时间进出的工人，和扑鼻的药香之外，里面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围墙全拆了，隔着花园和喷泉，从街上就能看见这栋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我想，这楼大概可以算是巴罗克风格吧。
张绍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洋系里的将军，当过几任陆军总长，1922年黎元洪总统时当了半年内阁总理，曹锟时代张下野后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这儿当了六年寓公，可从来也没闲着，1927年北伐军兴，张绍曾积极联络政坛人物，准备响应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所忌，1928年张作霖派人刺杀张绍曾，那是当年天津英租界轰动一时的大案。
说完了下野政客，咱们再说遗老遗少。溥仪搬出故宫之后，潜逃东北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这一片。这是重庆道（以前剑桥道）55号的庆王府，1922年太监小德张盖的宅子（小德张真名叫张祥斋），1923年小德张把它卖给了第四代庆亲王载振。我初中时候去上学，有时候走重庆路，会路过它。现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办公室。
这栋房子门厅很大，从门口拍照拍不全，不过天津外事办有时候会开放给游人参观内部。主入口进去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四围的空间，是中空到顶、面积35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大罩棚式厅顶。一、二层房间沿大厅周围环绕设置，二楼大厅四周设有列柱式回廊。楼房为砖木桔构，局部三层，平屋顶，带地下室。整栋楼据说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只有局部三层的八间房，是载振加盖上去，专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楼东是花园，建有传统的六角凉亭。我觉得整体风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并非所有的洋楼主人都是中国人，毕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数外国人的房子。
这栋房子在重庆道庆王府的斜对过，主人叫Eric Liddell,中文名李爱锐，是个了不起的英国友人。他1902年生于天津，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战车》Chariots ofFire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获得奥运金牌以后，Liddell回到中国，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学教师，（他教书的学校叫做新学中学，现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为敌侨，被抓进日军集中营，1945年病死于潍坊的日军集中营。
在睦南道东端，颇有几栋真正的豪宅，现在都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是孙殿英的宅子，现在是长芦盐务局办公楼。为什么孙殿英那么有钱，盖这么大的房子？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孙殿英刚刚炸开了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爷的坟。盗墓贼，有钱呗。
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个核心区域，加上中间纵贯的云南路，桂林路，昆明路，全都不走公共汽车，我小学时候只有26路公共汽车走过大理道，后来也改了路线。这里平时车辆稀少，更少听见汽车喇叭声。现在，大量增加的私人汽车成为这个区域主要的交通困扰。另一些观光车辆却没那么讨厌，比如双人和四人自行车，人力三轮车，马车，不但方便了了游人代步，而且给林荫道增添了几许旧时风情。
搬离那片小区也有十来年了，最近三年回天津的时候，总会骑车回去看看，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也许喜欢怀旧，是开始衰老的标志吧？我想，自己毕竟是幸运的：在这个大兴土木，到处“开发”的年代，很多朋友儿时的家园，都已经不复存在，儿时的记忆，也已渐行渐远。而我长大的地方，直到现在，三十年后，面貌居然变化不大，还能看到那么多熟悉的景物。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去国日久，难免在“小楼昨夜又东风”的时候，会从记忆深处，翻出那些点点滴滴，宛如挥手间袖底的一缕清风拂过，若有若无散在深深旧梦中。忆旧了么？还能每年回来看看，在这里安静地倾听周围的安静。----风物依旧。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素衣莫起风尘叹，
犹及清明可到家。
转自：go2eu.com
